“苏锡常”成员之一的常州，失落了十年，被南通、徐州超越

常州人觉得很幸福。

当地人指着市区一幢刚刚结顶的商品房对我说，你看你看，这里均价还不到一万。这个小区距离市中心的车程甚至不到10分钟，而在3年后，常州的首条地铁也将从这里经过。

在距离常州不到15分钟的无锡，房价普遍要比常州贵上三分之一，如果换做高铁，3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到达南京或者苏州，那里的房价甚至是常州的两倍。

在中国现阶段——这个“老百姓以房价高低论幸福多寡”的时代里，常州人的幸福挂在外地人羡慕的眼神里。

但是常州的官员们或许不会这么看，他们对当初被媒体称作“鬼城”而耿耿于怀，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背景之下，他们比谁都明白，低房价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和麻烦。

不过这几天常州的官员们已经没有精力去关心房价问题了。

央视一则学校建在“毒地”上的报道，让他们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早在央视的报道之前，陆续已经有一些媒体披露了相关情况，只是没有得到大面积的传播。

有关化工企业搬迁后的土地治理检测、学校选址、搬迁时间的各种质疑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蔓延，即使常州市政府给出了一份将近5000字的书面回应，但依然没能缓解大家愤怒的情绪。

事实上，常州“毒地”的背后，折射的是作为当年风光无限的“苏锡常”成员之一的常州，在承受了“失落的十年”之后的无奈。

曾经的全国样本

差不多30年前，有一部纪录片的摄制组沿着运河来到常州，当看到运河两岸厂房如织，工人们忙忙碌碌时，这些见多识广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了新鲜：他们在片子里这样形容常州速度—赶乘公共汽车的人们一溜小跑，好像在冲锋、在竞赛。

当他们得知这片只占江苏省土地面积4%的地方，却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时，更是感到了震惊。

后来这部名叫《话说运河》的纪录片风靡全国。

而事实上，早在这之前，常州已经凭借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全国中小城市的经济样板，“小桌子上唱大戏”等常州经验，甚至被写入经济教材。

不过，让常州感到尴尬的是，作为“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常州在最近10年的发展中，速度却慢了下来：经济总量不但落后于苏州、无锡，甚至被南通、徐州所超越。

疯狂的铁本

如果非要给常州“失落的十年”设一个起点，那么发生在2004年的“铁本事件”无疑是最具有标志性的。

“铁本事件”的主角叫戴国芳，他曾计划在长江边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厂，“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2004年4月28日，铁本事件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铁本五大问题。《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铁本成为宏观调控的“第一案”，项目全面下马。

铁本事件的背景是，当时在2000年以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各种能源全面紧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最紧俏的两大物资。

雄心勃勃的戴国芳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是他依然认定，钢铁行业即将迎来历史上最疯狂的时代，于是构建一个“钢铁帝国”成了他的梦想。

而当时，常州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颓势，GDP的增速一度只能在省内排第六，这让当政者感到了难堪——上大项目成了政府每年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及的字眼。

于是，当戴国芳提出这个设想后，得到了地方政府无条件的支持，帮助一家当时固定资产只有12亿的企业，做一件投资额十倍于自身的项目。

后来的报道还原了当时的疯狂：

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失落的十年

然而世事变化无常，经济的风向发生了变化，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亦史无前例，8名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惩处。其中，时任常州市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顾黑郎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扬中市市委书记宦祥保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省发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王建国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

8年后的2012年，范燕青卸任常州市委书记，来到南京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在发表离任讲话时，范破天荒地回顾说，“（和大家）共同经历了常州在转型发展中的挫折和艰难”，所有的人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事实上，当时，范从无锡调到常州还不到3年，而在后来“心灰意冷”的范在常州，就再无大胆的动作了。

“不光是他，其实很多当时的干部都懵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变得小心谨慎了，深怕出事。”一位在常州市政府工作多年的高层人士有一次对我吐槽说。

常州怎么走

“十大产业链”是常州最近几年政府工作中最常出现的词汇，这也是苏州市长阎立到了常州后，一个新的工作思路。

也许是因为之前缺失的太多了，这位科技官员出身的市委书记，在到了常州一年后，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推进十大产业链建设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明确轨道交通、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和工程机械、太阳能光伏、碳材料、新医药、新光源、通用航空、智能电网、智能数控和机器人等十大产业链为常州今后主要发展方向。

而事实上，以常州的经济体量和地区的纵深度，是否能让这“十大产业”都开花结果，无疑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在常州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的背景下，更成为了一个难题。

“这多少有点像是广撒网的机会主义做法，但这样也容易最后一个都没捞到，毕竟你的资源是有限的。”江苏省委党校的一位经济学者曾经私下做过这样的评价。

常州“铺天盖地”的产业招商，也已经引来了很多“动机不纯”的企业上门。

一家不知名的企业来到常州，拍着胸脯向当地主要领导宣称，自己的技术如能投产，将能成为某一全球性的紧缺药品世界级的生产基地，甚至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欧盟和美国的市场准入许可。

这位“科学家”的讲话在常州收获了让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掌声，随后市委领导还亲自出席了项目的签约仪式。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从来就是一个钟灵毓秀之地，历史上有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科学家从这里出去。

这里的人，有着文化人的气质，也有商人的精明气。只是，他们现在就像是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中等生，总是设想着自己能迅速地回到当初的那个位置。可是在追赶的过程中，他们又无奈地发现，自己当年的优势已经不在了，甚至还产生了新的短板。

失落的十年，让常州感到了尴尬，也带来了冒失。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常州的环境问题和企业发展问题会不断被推到公众视线中来，而这一次的毒地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

（完）